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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29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0-03-15

《资本论》研究与运用
争鸣与探索
改革开放论坛
财政与金融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外国经济思想研究与借鉴
 
       《资本论》研究与运用
5 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
郭冠清
对于社会发展究竟是否存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学术界分歧依然严重。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的认知根深蒂固的原因外,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马克思的手稿、书信和著作寻章摘句的论述方法,不足以征服反对者,因为反对者同样可以找到反证,这些反证不仅在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存在,在《哲学的贫困》中存在,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中同样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全面性、完整性、客观性、过程性”特征为重新解读“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创造了条件。抛弃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通过考证不难发现,唯物史观核心命题“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贯穿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到《资本论》的始终。正确理解关键范畴“生产方式”不仅可以消除“反证”问题,而且也助于从“生产力决定论”中走出。重新解读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2020 Vol. 295 (3): 5-13 [摘要] ( 643 ) HTML (1 KB)  PDF (1260 KB)  ( 800 )
14 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生态批判——基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姚晓红, 郑吉伟
在西方现代绿色思潮中,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生态批判彰显出独特性。他们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反思,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生态批判的理论前提。重点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根本目的、生产方式、技术利用方式等,他们多维度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与生态原则的内在冲突。在对资本再生产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的过程中,他们既肯定资本积累一定限度内暂缓生态危机的能力,同时又对生态资本主义予以否定。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既有合理因素,又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缺憾,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思想对我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2020 Vol. 295 (3): 14-22 [摘要] ( 416 ) HTML (1 KB)  PDF (1255 KB)  ( 511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3 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论述研究
王立胜, 张弛, 陈健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心国有企业问题,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应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些重要思想对深化国有企业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
2020 Vol. 295 (3): 23-30 [摘要] ( 469 ) HTML (1 KB)  PDF (1246 KB)  ( 786 )
31 我国大型互联网企业金融化外部效应研究——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宋冬林, 郭建辉
我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当前大举进军金融领域,深入拓展金融业务,其经营活动金融化日益显著。作为私有企业,大型互联网企业资本的逐利性使其对开展金融业务实现金融化改造有着狂热的渴求和不竭的动力,这也构成了其金融化的动因和本质。通过金融化活动,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困难。因此,进一步规范和监管大型互联网企业金融化行为,预防和隔断技术风险、垄断风险和监管风险,对保障金融平稳安全运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020 Vol. 295 (3): 31-37 [摘要] ( 371 ) HTML (1 KB)  PDF (1186 KB)  ( 768 )
       外国经济思想研究与借鉴
38 日本的经济差别、政治差别与文化差别研究
李晓魁
社会差别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但在日本依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差别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出现些差别是必然的”。日本社会的差别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而且涉及到社会制度和全球变化的构造性问题,也是近年引发日本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日本社会经济差别、政治差别和文化差别现状的考察,对隐藏在差别的内在劳动和资本在各领域发生的结构变化和新动向进行讨论,可以揭示产生差别问题内在的构造性原因,为理解日本的社会差别提供方法。
2020 Vol. 295 (3): 38-46 [摘要] ( 400 ) HTML (1 KB)  PDF (1612 KB)  ( 709 )
47 “配第—克拉克定理”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检视——以印度产业发展和结构演化为例
孙晓华
“配第—克拉克定理”得到罗斯托、库兹涅茨、卡尔多、钱纳里和泰勒等人的进一步拓展,形成了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分析思路,但“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其拓展理论所阐述的内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这是因为该定理成立的前提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为此,选择发展中大国之一的印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该国的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及产业结构偏离度。研究结果表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产业结构演化规律仅仅是在不完善的三次产业划分基础上,对封闭经济条件下初级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演化的一个描述,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谓“后工业化”理论提出的服务业占比高就代表高级的产业结构的观点站不住脚,并且是诱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驱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仍然是第二产业。
2020 Vol. 295 (3): 47-54 [摘要] ( 649 ) HTML (1 KB)  PDF (1241 KB)  ( 1123 )
       争鸣与探索
55 为什么只有抽象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从庞巴维克的质疑说起
孙宗伟
把“人类一般劳动”或者“抽象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然而也正是这个理论内核成为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中最富争议、质疑最多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造成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争论乃至误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未能弄懂马克思在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分析中所运用的方法。从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说起,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可以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揭开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之谜。
2020 Vol. 295 (3): 55-64 [摘要] ( 1663 ) HTML (1 KB)  PDF (1307 KB)  ( 1292 )
65 重新认识《资本论》中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驳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曲解
乔虎, 竭长光
由于没有深入考察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具体语境,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存在严重误读。从恩格斯提出这一原则的原初语境来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既是研究方法又是叙述方法,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它是指逻辑能够再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产生、发展、消亡以及被更高级的有机体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绝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经济范畴的逻辑演进顺序与现实历史的自然次序的完全一致。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在准确、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探索逻辑与历史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关系,对于准确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2020 Vol. 295 (3): 65-72 [摘要] ( 606 ) HTML (1 KB)  PDF (1241 KB)  ( 760 )
       改革开放论坛
73 高铁开通对东北地区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吴昊, 张馨月
从整体上看,相对于东北地区未开通高铁的城市,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未对沿线城市就业水平产生显著影响。高铁开通也没有对沿线城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沿线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中小城市与高铁开通前相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有增速上的提升,而大城市经济增长并未因高铁开通而呈现明显变化,甚至第二产业呈现出增速放缓的态势。因此,在高铁通过后,东北地区应更加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有意识地帮扶中小城市,并合理规划大城市发展,依托各区域优势发展经济,促进优质资源在各地区的合理分配。同时,政府应积极采取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提高高端人才储备,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后续支撑力量。
2020 Vol. 295 (3): 73-83 [摘要] ( 711 ) HTML (1 KB)  PDF (1430 KB)  ( 1163 )
84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是“短缺点”吗?——基于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实考察
周健, 张桂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谓之“短缺点”,跨越这一点后会出现工业部门工资显著上涨和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的现象。但在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巴西的考察中发现,一是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并未出现农业总产出下降导致的农产品短缺,却出现工业部门工资上涨的现象;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甚至于第二转折点仍未消失,而且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未必会导致“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主要是因为,刘易斯模型过于简化,对现实考察不够充分。中国也呈现出与日韩等国相类似的发展特征,因此,中国应积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型。
2020 Vol. 295 (3): 84-96 [摘要] ( 428 ) HTML (1 KB)  PDF (1842 KB)  ( 636 )
       财政与金融研究
97 地方政府财政透明、信息发送与公共治理成本控制
叶满城, 刘爽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虽然国家治理的主体有别于单纯的政府管理主体,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但政府仍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高效、节约的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内容,这也意味着控制政府的公共治理成本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监督和公众监督是控制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成本的两个互补手段,无论哪种监督形式,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就能够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促使地方政府控制公共治理成本。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实现了地方政府向监督者发送更多信息的目的,提高财政透明度将对地方政府节约公共治理成本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地方政府收入能力的提高,还是经济规模的扩张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都使地方政府支出了更多的公共治理成本。因此,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成本,我国应该提高财政透明度,规范和加强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管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规模经济性,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应对对外开放风险的能力。
2020 Vol. 295 (3): 97-104 [摘要] ( 521 ) HTML (1 KB)  PDF (1330 KB)  ( 535 )
105 绿色发展理念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改革问题研究
郎威, 陈英姿
绿色税收体系的完善是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绿色税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必须科学定位绿色发展理念与“新发展理念”其他构成部分的逻辑关系。构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税收体系,必须兼顾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目标。因此,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绿色税收体系的构建,需要在全面系统把握绿色发展理念定位的基础加以推进。面对现行绿色税收体系尚不完善、定位相对模糊、税种税率间协调配合不足的问题,未来的绿色税收体系改革应着重税种税制的系统性平衡,推进多税种、差别化税率的相互协调配合,促进有利于区域间生态合作的税制协调机制的形成。
2020 Vol. 295 (3): 105-112 [摘要] ( 688 ) HTML (1 KB)  PDF (1243 KB)  ( 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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