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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362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25-10-15
《资本论》研究与运用
争鸣与探索
本刊特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财政与金融
本刊特稿
5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度求索与创新发展——纪念人民教育家卫兴华教授诞辰100周年
孙咏梅, 侯为民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起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推动和人民的需要。“人民教育家”卫兴华教授在这一进程中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性的讨论与市场经济本质的界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关于生产力多要素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阐释、公有制实现形式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证,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等方面。卫兴华教授的创新性观点,澄清了理论是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2025 Vol. 362 (10): 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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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2
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制度属性和世界意义
武建奇, 柴艳萍
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新境界,既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为不同性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类型国家提供了启迪,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创造美好生活路径上的新选择,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多样性,改善了世界财富分布的整体结构,使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占比大大增加,为美好世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同富裕理论研究应避免完全用数量分析代替性质分析、以技术方法抹杀制度差异,简单化地用几个通用的技术指标衡量不同性质国家的所谓共同富裕程度,以避免研究的中性化可能产生的“反向思政”效果。
2025 Vol. 362 (10): 1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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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工智能、就业结构与社会保障体系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葛林羽, 安同良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在推动劳动形态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引发就业结构呈现“两极分化”与“知识化”特征——低技能岗位被大规模替代、中等技能岗位持续萎缩、高技能岗位需求激增,结构性失业的规律性与长期性愈发凸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根基,立足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揭示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劳动形态演变与就业结构变革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及劳动价值论发展的理解;结合新就业形态“去雇主化”“高流动性”等特征与结构性失业现状,剖析社会就业保障制度在参保资格模糊、缴费机制失衡、保障水平不足等方面的适配性困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保障制度重构路径,通过建立低、中、高技能群体的分层保障机制、创新新就业形态适配性制度设计、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框架,实现社会保障对技术变革的动态响应,为防范失业风险、促进就业稳定与社会和谐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2025 Vol. 362 (10): 2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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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论实现数字社会主义所需的经济变革与中国锚点——基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
鞠新瑞
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讲,数字社会主义指的是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结合,它的实现建立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基础上,经济变革是这一革命性变革的核心,因此,亟待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分析为理论标尺,对此作系统研究。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二是经济运行逻辑和具体机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然史过程。基于此,在内容上,实现数字社会主义所需的经济变革要求:第一,将数据和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传统生产资料等三类生产资料变革为公有制;第二,将经济运行逻辑变革为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使用价值生产,在此基础上,相应地变革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在形式上,实现数字社会主义所需的经济变革,要求发挥数字中国锚点的主体能动作用,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引导低度数字化社会向符合数字社会主义要求的方向发展。
2025 Vol. 362 (10): 3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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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研究与运用
42
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工资决定理论——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对罗斯巴德批评的回应
王峰明, 胡铭杨
罗斯巴德用“工资铁律”解读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认为这一理论不仅与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不一致,而且难以支撑其剩余价值理论、社会革命理论和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实际上,马克思不仅对“工资铁律”予以了批判,而且在本质与现象两个层面考察了工资决定问题。在本质层面,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由构成工人生活资料的商品价值转化而来,一方面受到生产力发展的“技术性约束”;另一方面受到资本关系维系的“制度性约束”。在现象层面,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受到供求关系、阶级斗争、国家立法等各种因素的非本质性作用和影响。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揭示了工人贫困所具有的“悖论性”,与工资决定理论并不冲突。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源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生产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崩溃宿命也均源自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工资决定规律并无本质性联系。
2025 Vol. 362 (10): 4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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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中国研究史(1919—1949)
刘召峰, 张文辉
从1919年到1949年,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中国研究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兴起研究热潮、研究转入低潮。近代中国学者认识到,商品、货币拜物教随着私有财产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产生,它根源于生产关系的物化,因此,理论上的批判不足以在现实中消除商品、货币拜物教。他们基本认清了生产资料与资本的本质区别,关注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神秘性。但是,他们没有将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观念(将物的社会规定性“错认”为物的自然属性)同对物的“崇拜”区别开来,也没有明晰地区分拜物教性质与拜物教观念,更没能做到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明确提出来并做出系统的解答。
2025 Vol. 362 (10): 5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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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与探索
62
“国民共进”: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路径
贺汉魂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能够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全面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的经济体制。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实现“国民共进”,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路径。要实现“国民共进”,在理论层面,必须坚决批判“民营经济离场论”“国有经济退出论”“公有制主体地位与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冲突论”等错误观点;在实践层面,必须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5 Vol. 362 (10): 6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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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理论解读、案例分析与优化路径
罗玉辉, 徐兰馨, 廖敏伶
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作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微观主体代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内在蕴含着共生、互补与竞争逻辑,目前已在股权投资、产业链供应链及科技创新等层面形成典型发展模式并产生积极效应。然而,在实践中,二者协同发展仍面临协同范围有限、合作深度不足、联结机制不畅、政策支撑缺失等挑战。为此,必须丰富完善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营造协同发展的良好环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力作用,最终推动二者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协同发展。
2025 Vol. 362 (10): 7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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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81
政策支持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朱红根, 周柏樊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考察政策支持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对于优化政策供给,提高政策效率,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政策支持能显著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激活“投资扩张动能”和“产业经营活力”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且在产权改革试点县、经济条件好的村庄以及丘陵地带和农区,政策支持的作用效果更好。此外,政策支持在财政政策、兜底保障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土地政策投入越大的地区,其作用效果更好。因此,政策支持在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投资扩张和激发产业经营活力,并且因地制宜地促进不同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2025 Vol. 362 (10): 8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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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集体经济与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思想源流、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冯嘉馨, 于鸿君
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体现了中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差异。不同于西方以农村衰退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依托,以构建城乡融合、生态和谐、农业农村协同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系为目标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要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就要发展好集体经济,二者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集体经济的核心规定包括集体产权、集体组织和集体认同,分别构成了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要素、资源要素和价值要素。只有充分激活各要素,才能释放出农村集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潜力,进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这一路径不仅为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效驱动,还为世界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和智慧。
2025 Vol. 362 (10): 95-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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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金融
106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家庭消费潜力释放研究
南永清, 臧旭恒, 余金湘
充分释放家庭消费潜力对于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潜力的释放会产生动态冲击效应。在短期和中长期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均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财政政策的频繁调整或出台在培育良好消费预期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特征,与此同时,消费者预期对家庭消费又表现出负向的时变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未能有效助力消费者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并且其对消费预期的冲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财政政策的制定应当注重提升财政政策框架的透明度,侧重于从实现中长期目标的角度来把握政策调控的频率、类型及取向,以此来增强财政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精准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消费者良好预期在有效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以及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025 Vol. 362 (10): 106-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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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资本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陈艺丹
资本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传统资本追逐利润的短视性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主义导向之间存在矛盾,这就要求培育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质资本。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考察中国式耐心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系统探究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协同关系与发展路径。研究认为,中国式耐心资本既有资本逐利的一般性,又有区别于短期资本的特殊性,并在制度与历史条件下呈现出鲜明的个别性特征。在宏观层面,耐心资本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稳定器”;在中观层面,其充当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护航人”;在微观层面,则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和“伴飞者”。为更好发挥耐心资本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应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依托国有资本主导构建“国家主体—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多元资本协同机制,并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抓手,优化耐心资本的空间与结构布局。
2025 Vol. 362 (10): 116-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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